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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 来源: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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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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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孙丽洁


  摘 要: 儒学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的言论集《论语》被译为多种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论语》中涉及的思想以及后来的各种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尤其是在韩国、日本广为流传,其中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儒教传统保留的最多的一个国家。儒学思想在韩国被称为儒教,之所谓“教”,是因为在韩国儒学被大多数人所信仰,认定其为指导自身行动和生活的道德标准。儒教的传统思想对韩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其对韩国社会全体价值观念的实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关键字: 孔子  儒教  思想意识  政治  经济  影响


  序    言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韩国儒学是韩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汉武帝时定儒学以一尊,儒学从此取得了官方正统的地位,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国家宗法制度密切地连结在了一起,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在韩国,当统治者们将儒学的思想引入自己的国家并将其制定为国民的行动准则参照标准时,在一定意义上,不可否认他们看到了权威统治这一点。

  一、应时代之求儒学传入朝鲜半岛

  (一)、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儒学

  关于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 这就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有关儒教何时传入朝鲜的历史时期问题的讨论上,我国学者认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一、传入时期,约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学传入朝鲜,经朝鲜三国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二、发展时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统一的新罗时期,经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的建立。三、鼎盛时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朝鲜。四、衰落时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现在。孔子思想就是在这长达2000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在朝鲜传播、扎根,并成为传统思想的。不管何种说法都应依据历史为基准。可见有关儒教传入朝鲜的说法众说纷纭。

  随着人们追求学习儒教思想的热情的增高,人们渐渐的忽略了追根溯源的问题,而投入到对知识的探求和学习中去。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化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为了学习儒学,新罗统一之前就派遣弟子到中国孔子的故乡来求学。新罗统一后,学习儒经的风气的形成和同唐朝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新罗人开始到唐朝求学的人也比以前大为增多。新罗的统治者为了以孔子思想来指导解决现实政治与现实的社会问题,不仅广兴学校,学习儒学为自己培养治术人才,还效仿唐朝时向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知识分子为谋求出路以达官显贵,便争相学习儒家经典。社会上的一般人士也更加重视儒学。这成为孔子思想在古代朝鲜传播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孝、仁”的精神成了统治阶级方便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对民众宣传的一个国家的合理的论证。据史籍记载,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公元313年)时,把《论语》、《干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高句丽时期,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三国时期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儒教在韩国的存在模式以及思想家代表

  新罗统一三国后,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高句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高句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穡、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证的同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

  现代韩国的主要儒教学派代表为韩国当今最著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安炳周、李东俊等。几人共同编写的《儒学原理》成为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此书也能了解现代韩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二、儒教在“韩国”意义上的宗旨

  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一本给外国旅游者使用的《韩国观光指南》小册子上介绍说:“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 这本小册子的简要介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地位。

  各家各派的儒教思想家的思想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要求提出的。儒教所宣扬的“忠、孝、仁、义、”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求,正如: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

  儒学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其理论体系是一个以礼、仁为核心的包括着众多范畴,控制人的行为为目标的系统。礼的内容意义极为广涵,包括礼义、礼制、礼仪、礼貌等于礼有关的一切规范。在儒文化社会学中,仁与礼,同样都处于核心地位,共同构成了儒文化的核心,其中孔子思想的“仁者爱人”。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也引用了中国的一套理论作为规范:“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把每个人所处的家庭治理、管理、调适好,使家庭幸福、美满、协调,充满着现代文明与温馨。治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国家。平天下就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尊严。很多韩国人看到了儒家的宗旨,虽然他们都不承认自己信奉儒教,但在他们日常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中,他们似乎会经常在有意无意中按照儒教礼数要求的方式行事。

  三、儒教对近现代韩国社会的影响

  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达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主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

  (一)、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二战后,韩国经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1961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2美元,人民生活贫困,为了恢复经济,韩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干预,通过各种有效途经来进行经济政策。由于政策适当,带短短30年间,经济奇迹般的崛起。到1996年,韩国人均GNP达10736美元,成功地跨入了世界第11经济强国行列。这一时期的经济复苏被称为韩国人创造的“汉江奇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国难”当头之际,韩国人以“拯救经济,再创汉江奇迹”的姿态来对待危机,同政府密切配合,自觉使用国货,抑制高消费,减少奢侈品的进口,取消海外度假计划。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换外汇还外债,韩国普通民众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爱国运动”。据报道,在银行柜台前,妇女们排着队把自己家的戒指、项琏和首饰从锦袋中倒出来,男人和军人们也把珍藏的金龟等纪念品交给收购人员。仅两天时间,就有13万多人捐万余公斤黄金。他们中很多是自愿无偿捐献,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领到一张收据。在韩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的时刻,甘愿以黄金换韩元,韩国国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韩国银行界对收集到的黄金数量感到惊讶,据说韩国公众的献金活动已影响到了国际金价。在探索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时,许多人将关键注意到儒家文化的背景上。一些学者认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儒家“忠”道是其强大的文化原动力。“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尽力,公而忘私,即“国而忘家,公而忘私”。[2]儒学强调“忠”,认为“天之所履,莫大于忠”,“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对“忠”作了极高的评价。“忠”就是首先要忠于国家,社稷。在这一点上韩国人做的非常好,韩国的男子在年满18周岁时,在身体状况健康的情况下会服军役。他们将这视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忠心于国家,随时为国牺牲的精神是很难得的。学者首先要求人们“无辱宗庙,无辱社稷”,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种传统的儒家的“忠”的观念训导除了韩国国民的“国家至上”的文化心理,又这种心理又形成了韩国政府各经济部分的“公心”,大型企业集团的“齐心”以及全体国民的爱心,从而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提供了原动力,这种忠诚之心就是儒学所提倡的。

  韩国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健熙先生在全体职员大会时曾提及儒教思想给他的启示。可见儒教已经深入到韩国各个领域。

  附带需要提及的是,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10O0圆、5000圆、1O00O圆),而这三种纸币上的头像则分别为世宗大王、李退溪和李栗谷,即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二)、社会生活、教育方面的影响

  韩国人喜欢在对外宣传时加上大韩民国的字样。由于韩国是由单一的韩民族构成,所以较其他国家而言民族也比较融合。整个民族致力于学习儒教的文化,就比其他国家的全民整体素质高一些。另外韩国人的重礼术也是同儒教的要求密不可分的。在韩国大学里,后辈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尊重前辈,不得直呼前辈的姓名。在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这种要求就不会再这样严格。当熟人见面或第一次认识时,打招呼后都会向对方鞠躬行礼以示礼貌,而对方也必须还礼才不会被嘲笑。另外日常生活中或酒宴中,决不允许小辈在长辈面前,后辈在前辈面前吸烟,否则将被视为大不敬。在酒文化上也同中国不同,长辈或前辈喝过酒的杯子递给小辈或后辈,在接受长辈倒的一杯酒后又不允许直面而饮,要转身背对长辈才算是礼貌,等等。在韩国,人民都在墨守这些规定。许多人认为这是韩民族的自身的优良素质,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同儒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教育研究方面,韩国研究儒学思想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建立儒学或包括儒学在内的研究机构。如1958年成立的成均馆大学大东问题研究院,建院宗旨便是研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朝鲜及东方文化,探讨民族文化。1975年研究院内设中国部,该院曾翻译出版《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二、在高等学院开设儒学课程及从事儒学研究。据台湾宋唏赴韩国考察,在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高等学府均开设有关儒学方面的课程。如高丽大学便开有孔子哲学课、宋明哲学科和清代哲学课。延世大学则开有儒学名著选读,成均馆大学更以孔子学说为办学宗旨,成均馆大学拥有大成殿、明伦堂,韩国每年祭孔活动即在大成殿举行。三、整理并介绍包括儒学在内的古籍。由于文字的障碍,中国的古籍现今在韩国已成为学术界和专门家的研究对象。为了便于更多的人阅读,自1980年起韩国《新东亚》杂志编辑部还组织知名学者对《论语》等一百篇名著进行介绍,其中,经、史、子、集均有。四、组织人才编写论述儒家思想的著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了研究。

  (三)、对家庭、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当今韩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儒教伦理观也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那些上层社会的家庭和原来两班出身的家庭中,这种影响更为深刻。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上,使家庭优秀文化久扬不衰。韩国至今仍然保留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制度,即使有年轻的小家庭分居的变动,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等民俗习惯还在一贯地保持着。至今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悼念。家庭中,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一位有相当身份的企业家曾在一本杂志上谈及,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在国内也有各种的应酬,但他几乎从未带夫人参加过这些活动,原因就是婆婆不出门,儿媳妇就要在家侍候,而不能随便随丈夫外出。为了提倡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韩国有关部门还对那些与老人同居,赡养老人的家庭,在课税制度上规定了优惠的政策。例如,报载一有关课税的消息中说到,子女为了赡养父母,与第一世老人合住时,那么一世一住宅是可以免税的。现在若是有了新居,即有了相当于一世一住宅的二个住宅时,如果能在一年内将老住宅退出,那么仍按一世一住宅计算,而免予课税。这种措施,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的理念。另外,在韩国公共汽车或者地铁上都设有孕妇和儿童、老人席位。上车的乘客不管多累都会主动的给老人、儿童、孕妇让座。这些公共场合的设置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得理念。

  (四)、人际关系的影响

  在当今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儒教的一些伦理观念还是很有影响的。韩国人十分注重血缘亲族关系,至今坚持同本同姓不得通婚的原则。韩国人也十分看重社会等级身份,朝鲜时代的两班身份,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崇拜,成为部分家长为子女择婚的一个门第条件。此外,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儒教注重亲戚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等组织同样随处可见,它又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儒教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一员,若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个人利益也就无法保障。儒教强调“五伦”,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的董仲舒又将这种五伦思想更为明确的规定为“三纲五常”,致使先秦儒学的人伦观发展为公私之辨:公即群体利益,私即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强调公而忘私。在韩国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调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较多的具有人我兼顾的群体理念。

  四、韩国儒教研究的焦点与分析

  20世纪末以来,韩国儒学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整理、注释传统儒学典籍,深入研究儒学代表人物的思想。例如,李退溪是韩国儒学的重要代表,韩国学者目前正在整理李退溪的文集,对他的性理学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二是探讨儒学对当代韩国社会的影响。韩国在20世纪九十年代遭受了一场金融危机,这促使韩国学者对儒学的社会作用进行深刻反省。学术界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方认为儒学的一些保守观念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之一;另一方则坚持儒学对韩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认为不应该将金融危机与儒学联系起来。这一讨论深化了韩国学术界对韩国儒学的理解和研究。

我个人比较赞同儒学是适应韩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这一观点。纵观古今,儒学思想给韩国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是远超于负面作用的。如果没有儒学思想的规范性的忠孝礼义的要求,大韩民族的融合也许不会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样一般。国小、民族单一、政体单一的韩国社会是非常适合儒学的发展的。

  小  结

  流行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儒教,虽然也有不少内容和形式已随时代变迁了,但总的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多于革新。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亲族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此外,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世人所注意。韩国有关部门开始进行的有关儒教思想对于官僚文化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而又有深远意义的课题。经过韩国学者和一般大众的努力研究和实践,韩国很可能率先于东亚各国中创造出一套适应本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儒教理论和实践原则来。

  参考文献:

  [1]《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杨焕英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7月第1版。

  [2]《儒文化与社会学》彭立荣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3]《儒学对韩国的影响》潘畅和著,延边大学出版社。

  [4]《论语说解》玄峻洲著,齐鲁书社出版,2003年7月第1版第2页。

  [5]《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唐任伍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87页。

  [6] 论文《韩国哲学》,转载于国学网。

  [7] 论文《儒学对近代韩国的影响》,转载于国学网。